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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法庭記

  記者_安小慶廣州報道插圖_李曉倩   廣州越秀區華以泰國際大廈六樓盡頭的一間律師事務所里,實習律師菅志遠辦公桌後面,是一整面書架牆。“你看那邊!”他用手指著窗外數百米開外的一座大樓,“我租的房子就在那裡”。   這是33歲的菅志遠從西南政法大學畢業11年後,第一次自己租住房子。6個月前,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菅志遠,在處理完手頭最後一件關於仿冒糾紛的訴訟案件後,結束了10年法官生涯。   在脫下法袍前,難掩感傷的菅志遠在法庭上,留下最後的工作照。他把這張照片發到朋友圈,命名為“the last court”。在被處理成素描風格的照片里,身著法袍的法官菅志遠坐在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審判席上。   結束了最後一次的審判,菅志遠正式遞交了辭職信。他提著簡單的行李,來到數十公裡外的廣州,租了一間不大的單身公寓,開始了實習律師菅志遠的新角色。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因為在個人微博曬出工資條和直播辭職經過而引發輿論關註的前基層法官張偉,也在忙著調試心態,學習做一個實習律師。   走出法院的張偉和菅志遠,並不屬於“少數派”。與菅志遠同是八零後副庭長的江斌,已經在一個多月前向所在中院提交了辭職報告。比菅志遠高十屆的大學師兄李歡,更是以廣東省高院法官的身份於近日在社交媒體上,高調掛出了“賣身狀”。   媒體報道數據表明,僅2008年至2012年間,廣東全省各級法院調離或辭職的法官人數已經超過1600名。而在江蘇,2010年至2013年,調離或辭職的法官有988人,占法官總數的1/10。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透露,近5年來北京法院系統500多人因辭職或調動離開法院。   慕平認為,“離開的法官大部分經驗較豐富,能力較強”。   在這些法官用腳做出抉擇的期間,最高法院通報了《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的核心內容,其中法官職業化、精英化的改革方向令人期待。然而張偉關於“我沒有另一個青春洋溢的十年用來試水”的感慨,令越來越多人開始困惑:為何司法要改革了,法官辭職這股涌動並沒有變緩的趨勢?   沒有組織的人   律師事務所的人員名單牆上,還沒有菅志遠作為實習律師的照片和介紹。原單位的辭職手續拖了兩三個月,導致他來廣州做實習律師的手續,至今還沒有辦完。   年初剛辭職後,他的手上就有四五個新的工作機會。“有去大公司做法務,有去律所的,還有房地產公司做副總”。最終,按照自己想成為專業型、專家型律師的職業規劃,菅志遠選擇加盟廣州的一家律師事務所,主做知識產權、建築房地產和公司合同案件。   而北京前基層法官張偉,也剛在半個月前經歷了到律所辦理實習律師關係的繁瑣。他感慨“因為畢業後就進了法院,從來沒有辦理過這樣的事情,所以有點無措。經人指點登錄到北京律協網站,發現提交的材料那叫一個多”。   走出法院的半年時間,菅志遠大概發出500張名片,“之前當法官的時候,單位也有印,但是沒發過幾張”。那時,因為身份關係需要避免過多社會交往,現在出來之後,企業、老闆,各類協會組織,成為他需要去開拓和發展的人際關係圈。   開始實習律師生涯後,菅志遠才開始發現原來法官的社會地位相較律師而言,的確是很受尊重的。“以前在體制內,大家都一樣,不覺得有多好。現在出來了,‘失去了’,才感受到這種差異。”   如果沒有案頭工作,目前作為實習律師還不能接案子的菅志遠,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內容就是“在外面跑”。“現在要不停地進行社會活動,不是說姿態要放很低,但是你要通過社會活動去讓別人知道你的身份,讓他感受到你作為律師的專業和可靠。”   今年以前,菅志遠的汽車每月大概跑800公里。來廣州後,這個數字變成2000公里。過去做法官時,每天能在單位食堂免費解決一日三餐。現在除了工作飯局,他一般買盒飯回家吃。   “以前做法官,心累,但是待遇不錯。吃飽了,不用想太多,就是工作。”有十年午休習慣的菅志遠,做實習律師後,沒有再午睡過。張偉也發微博表示,“我還是很留戀那個小集體:雖然累,但是同事關係友善而簡單”。   “現在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張羅,變成了一個無組織的人。”這讓菅志遠感到些許心酸。   因為還是實習律師,目前菅志遠主要做一些咨詢和“非訴”業務,比如“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和企業重組改製”。但是幾個月做下來,他自覺“失敗多於成功,辛酸多於快樂。一個好的‘裁判’不一定是一個好的‘運動員’”。   按照規定,法官轉行做律師,兩年內不能出庭,終身不得在原任職法院打官司,因此在選擇前,他就做好了前兩年吃老本的準備。“慢慢去適應吧”,菅志遠遇到類似事情不少,“只能屢敗屢戰”。   同樣是實習律師的張偉,則“開始懷念做法官的生活,因為簡單、直接,我的心裡只須考慮案子,而現在,每一個人的態度對我都很重要,每一個人的回絕都令我不安”。   三十歲出頭的副庭長   1981年菅志遠出生在河南許昌。高二時,菅志遠讀到了一本名叫《正在高三時》的青春小說。少年菅志遠認為自己的心性與小說的男主人公很相似,於是1999年高考前,他和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填報了西南政法大學。   在大學里,菅志遠很快感受到“法治的理想與法律的榮光”。直到現在,他還記得任課老師們的帥氣、風度和才華,“那時候一個強烈的感受是學校里的理想主義氛圍,老師們始終將法律的‘公平正義’放到‘效益和實用’之前。”   “西政精神把‘心懷天下’放在第一句,它敢於喊出這種精英式的口號”。那時候,菅志遠和很多同學一樣,都毫不猶豫地認定自己未來將以一個法官的角色去實現個人理想和社會公義。   2003年7月大學畢業時,菅志遠同班37個同學里,有8個人“衝著經濟發達、法治環境良好而來到廣東考公務員”,其中7個人考進了法院。菅志遠更是以全佛山市前幾名的成績考上三水區法院,被分配到執行局工作。   2004年,菅志遠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民二庭的法官助理,併在第二年終於穿上了嚮往已久的法袍。在此後的5年半時間里,他都在民二庭主要審理經濟、商事案件。   2011年8月,三水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成立,而三水法院此前並沒有任何知識產權的審判經驗。菅志遠在幾月內看了十幾本、幾百萬字的專業書籍,並去已經設立知識產權庭的廣東省高院、佛山中院、南海區法院等進行學習和參加培訓。   在高強度的自學和培訓後,2012年,正好30歲的菅志遠被三水法院任命為副庭長。   和菅志遠一樣,1982年出生的江斌也在三十齣頭的年紀成為了副庭長。在他此前的日子里,他同樣“戰績彪悍”:2006年他以所在市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現所在的中級人民法院工作;2007年以389分的成績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成為該市有史以來非法律專業一次通過司法考試第一人;2008年被任命為助理審判員,成為該市兩級法院最年輕的法官;2012年4月任命為審判員;2012年7月通過公開競崗,任命為業務庭副庭長,成為該法院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中層幹部。   “這就是體制”   擔任副庭長後的菅志遠同時也在民一庭辦案。一年下來,他平均要辦近150件案子。“建設工程大概50件,這種案子很繁瑣,一件差不多頂普通案件5件以上。知識產權方面的60多件,還有其他種類的約40件”。   除此之外,他還要為許多審判之外的事情耗費精力,“大量會議、調研、彙報、宣傳”。和菅志遠的感受類似,江斌在8年的法官生涯里,和同事們承擔許多職責之外的工作。“各種政治學習、與業務無關的會議,參與維穩,化解社會矛盾。一些法官甚至被政府借調去搞徵地拆遷、社會撫養費征收、路橋費征收等工作。”   在疲累之外,他們還有其他很多壓力需要面對。“有些當事人因不滿判決等會上訪和投訴,甚至找上門來質問,給對方解釋法律,對方也聽不懂。”   長期的伏案用電腦工作,讓菅志遠的視力下降嚴重。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頸椎病讓他感覺到自己素來高效率的工作習慣,也漸漸難以應對不斷增加的工作強度了。江斌則很久沒有陪過小孩,“很多個夜晚和周末,都是在辦公室寫判決書度過”。   在工作七八年後,菅志遠漸漸發現,在法官這襲華麗的法袍之下,越來越多令人難以忍受的噬咬和煩惱。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菅志遠和小伙伴們曾經對司法改革充滿希望。1999年,法官穿上了法袍,中國法官職業化改革終於邁出關鍵一步。   “之後,最高法院通過了證據規則,從證據和程序方面保證法治的實施。但是2007年,維穩壓力沉降到一線法官身上。帶來的考核數字壓力,更是讓基層法院疲於奔命”。   和菅志遠一樣,江斌認為“前幾年提出的‘三個至上’、‘四個滿意’讓法官無所適從,法官依法判案不是水平,不讓當事人上訪、鬧訪才是水平。”   之後的幾年裡,菅志遠和其他年輕同事都常被政府調去參與基層維穩工作。兩年前,三水一家工廠發生大火,菅志遠因為被抽調過去進行維穩工作“表現出色”而被評為“維穩先進個人”。   學識和改良的理想難以得到施展,也是困擾年輕法官們的另一煩惱。“基層法院儘管案件多,但是案件類型比較單一”,菅志遠覺得“尤其是知識產權案上面,自己難於學以致用,專業知識不能充分發揮。”   從2010年起,江斌擔任所在中院的行政庭副庭長,俗稱“民告官”副庭長。在司法不獨立和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嚴重的大環境下,江斌的工作看似風光,實則動輒得咎。“需要考慮和平衡的東西太多。各種勢力不僅是對案件的干預,更為極端的是針對法官本身的打壓和脅迫。”   2012年底到2013年初,江斌主辦了一起農村經濟合作社訴市政府行政覆議的土地糾紛案件。這個案子是江斌所在省首例行政首長出庭應訴案,獲得了較好的示範效果。然而對於這幾年一直在辦“民告官”案件的法官來說,他明白這樣的審判結果還是太少。   此外,還有看不見卻又無所不在的人才選拔機制。2010年初,江斌報名參加法院的非業務部門中層幹部競爭上崗,但被告知工作年限不夠,還差四個月,不具報名資格。   “工作年限長四個月的,就一定比工作年限短四個月的更能勝任中層幹部崗位嗎?”他沒有找領導理論。但他明白,“這就是體制”。   “我不再等了”   2013年7月,大學畢業10周年,菅志遠去重慶參加同學聚會。“那時候,我們一起到廣東進法院工作的7個人,已經有5個離開了。全班同學里,還在做法官的成了少數。”   “凡是離開法院的,精神狀態都很好”,這是菅志遠看到老同學們後第一印象。而聚會中讓他最受觸動的一句話,是一位轉做律師的同學說的:“我以前做的是工作,現在做的是事業。”   回來後,菅志遠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未來規劃。“法院人員整體素質都很高,人才很多,但提升空間有限,尤其是在基層法院,即使做到庭長也只是副科級”。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法律理想的人,“開始萌生想要離開的想法,也是為了有更好的平臺去實現理想。”   2013年底,佛山中院面向全市法院公開招考35名審判長。因為發展空間受限而萌發去意的菅志遠,打算抓住這個機會,最後再努力和嘗試一次,看是否能調動去佛山中院這個高一些、大一些的平臺去工作。   經過幾輪考試,菅志遠最終以比較靠前的成績進入考察對象範圍,“而且是當時基層法院中唯一一個入選考察範圍的法官”。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菅志遠快離開三水了,同事們也開始給他送行。   然而一盆冷水還是最終潑了下來。“有領導找我談話,意思是我不太適合直接去做審判長,有一個折衷的方案,就是調我去中院做合議法官。”   這被菅志遠稱作“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合議法官無法獨立審判,這不是我想要的結果。”菅志遠終於下定決心走出法院。   今年農曆新年前後,菅志遠辦完了手上的案子,整理好辦公桌和文件櫃。他對同事說:“過年之後,就不要再安排我的案子了”。說完,他走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流淚許久。   江斌決定離開的決定與菅志遠一樣,幾乎延宕了兩年。一個多月前的一個夜晚,他花了半小時寫完了千字的辭職信,次日交到了政治處。   在他們已經開始或者正在謀劃自己新的未來時,他們所處的行業,也在面臨更劇烈的動蕩和改革。   今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出爐。3天后,上海市作為6個試點城市之一率先進行司法改革。   在這份至今沒有公佈全文的改革綱要公佈前兩個月,從各種途徑傳出的改革風聲已經在社交媒體上被法律從業人士們熱議。   從5月開始,同為法官的李歡和江斌已經在各自的微博上,密切關註和第四輪司法改革有關的信息和新聞。李歡供職於於廣東省高院,他和江斌因同是活躍於微博多年的法官,而相識併成為好朋友。   在微博上,江斌問李歡:“四五改革綱要都出來了,法院的春天還會遠嗎?”長江斌十餘歲的李歡的回答卻並不樂觀。   江斌自己未嘗不清楚春天到來之不易。在辭職信里,江斌稱:“因家庭原因和個人職業理想,經深思熟慮,正式向組織提出辭職。”由於所在法院的領導剛完成新舊交接,江斌的辭職信遞出之後一直沒有明確的回應。之後的日子,他只能耐心等待。   對於終於到來的司法改革,江斌坦承即使對於他本人來說,亦是極大的利好。“我現已是中級法院的中層幹部,且還是較年輕的中層幹部,不必像與我同齡的法官樣擔心司改後淪為法官助理。相對其他同事,我與上級法院的人際關係還不錯。”   但是,和張偉一樣,江斌“不願意再等了”。“‘司改’這姑娘本該20年前就下樓了,我從2008年中央政法委員會頒佈《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開始等,至今也有6個年頭了。物是人非,青春已不再。不管你長的是啥樣,我不再等了,你們自己玩吧。”   走出法院   江斌提出辭職的一個月後的7月19日,作為廣東省高院法官的李歡,在個人博客和微博中掛出了一篇《甲午自賣身狀》:“因個人職業規劃,擬申請辭職。法官法規定,職業法官離職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從事訴訟業務,為避免餓死街頭,特於此甲午年自賣身。”   李歡以廣東省高院法官身份做出的“高調賣身”,為司法改革綱要公佈後與法官離職裹挾在一起引發的輿論熱潮,又添了一把火。   有人建議李歡再“忍幾年”,“就快要到退休的年齡了”。李歡回答“不等30年工齡了,生命不是用來等退休的,想走就走。有人因為穩定而堅守,我因穩定而離去。看得到20年後的自己,還有什麼樂趣?”   發出“賣身函”幾天后,李歡將自己五年前為一次會議準備的中英雙語發言《生命即奮鬥—— 一個職業法官的成長與夢想》再度轉發。他想把這篇文字獻給父親,並對20年的職業法官生涯畫個句號,開始新的奮鬥。   作為後輩的江斌希望能夠通過做律師,豐富自己的職業體驗,找到更廣闊的個人發展平臺。他不諱言斯偉江、陳有西等律師對身在體制內的他的觸動。近年來“北海案” 、“貴州小河案”、“李莊案” 等案件中,法官、檢察官、律師雖有相關的法律知識背景,卻因立場、角度的不同,決裂於法庭。江斌相信,未來法官、檢察官、律師之間的良性流動有利於法律共同體的形成。   “法院就像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但不是每個人最終都有勇氣出來。”當律師後,菅志遠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己的行動自由和心靈自由已經實現,未來他要爭取實現“財務自由”。   一個多星期前,依舊在等待領導“談話”的江斌,忍不住讓同事們拿相機給他在法庭留下了最後的紀念。照片里的他,身著法袍,第一次在沒有當事人的法庭獨坐,手中的法槌懸在半空。   (文中江斌、李歡為化名)  (原標題:出法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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